在《走向共和》的剧情中，恭亲王奕诉病重之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亲自府上探视。在光绪询问朝廷人事的时候配资之家点评，提及翁同龢可否大用？恭王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对翁同龢其人甚为鄙视。

事实也是如此，翁同龢久居高位，他的一生颇为爱惜羽毛，当国家危亡之际，他往往是呼声最高的那一个；而当朝廷委以重任让其共赴国难时，他既难堪当大任又怕背负骂名。

在御史看来，与同时期的李鸿章相比，翁同龢的差距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远甚！

一、翁同龢仕途之简历

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瓶庐居士，江苏常熟人。出生在“代有闻人”的官宦世家。其父翁心存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历任尚书、大学士等职，也是著名学者。

书香门第与高官显宦的家境使翁同龢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咸丰六年会试，他以一甲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咸丰八年，为陕甘乡试副考官，不久，任陕西学政。

同治元年，翁同龢升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出为山西乡试正考官，不久父亲病逝，按礼制回籍丁忧。同治四年，守制期满回京，升詹事府右中允，在弘德殿行走，担任同治帝师傅，给慈安、慈禧讲解《治平宝鉴》，深得嘉许。次年被提拔为翰林院侍讲。

同治六年，翁同龢任右春坊右庶子。此时朝堂之上顽固派与洋务派正为同文馆招收正途出身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一事展开激烈辩论。翁同龢以为“朝堂水火，专以口舌相争”，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他与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往来频繁，劝倭仁辞去总理衙门大臣，并为之修改润色辞折。

同治七年，翁同龢任国子监祭酒；九年，升太仆寺卿；十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旋丁母忧。十三年，服阙回京官复原职。

翁同龢任同治帝师时，常“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自勉。同治八年，武英殿火灾，即以《圣训》及历代有关奏议进呈，建议“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为重修圆明园事与枢臣相持不下，翁同龢即以江南议论纷纷婉劝，又与昭仁殿行走王庆祺等人联名上奏吁请停工。

咸、同年间，翁同和除主持地方乡试、履行帝师职责外，还先后承担实录馆、国史馆、武英殿的纂修工作，“事皆尽职，屡得优叙”。

二、光绪朝大展拳脚

光绪元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当时正逢“杨乃武小白菜案”震惊朝野。浙江余杭县人葛品连因病暴亡，其母诬告葛妻“小白莱”与同县举人杨乃武合谋毒害，余杭县令与杭州知府草营人命，滥用刑讯，被告屈打成招，判处极刑。

此案几经复审，但浙江地方官员层层相护，都以维持原判了局。清廷在清流吁请下，将此案交刑部复议。翁同龢接旨后走访臣僚，遍查案卷，发现案情一些疑点和漏洞，遂与倾向维持原判的刑部尚书桑春荣争辩，主张查清案情再行复奏

他的主张得到刑部大部分官员支持，刑部遂将此案驳回，要求重审，这也成为此案平反的契机。但是翁同龢本人来不及参与此案平反的具体工作，即受命入毓庆宫为光绪帝授读，迁户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

光绪四年，翁同龢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因漕粮御史英震被劾案遭牵连降一级留任。光绪五年迁刑部尚书，不久调工部。次年管理国子监事务，赏太子太保衔。

光绪八年，翁同龢入值军机处。当时正值西南边疆危机，法国人在越南频频挑衅，妄图占领越南，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翁同龢“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反对承认法越《顺化条约》，支持鼓励黑旗军在越抗法。他催促清军直接入越作战。大力呼吁添兵添饷，加强军备。

光绪十年，北宁、太原失陷，祭酒盛昱上折弹劾军机处误国，慈禧正想解决长期掌握军政机要的奕诉势力，遂全罢军机五大臣。翁同龢革职留任，仍直毓庆宫。

光绪十一年，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户部前任阎敬铭是以抵制西太后重修圆明园而去职的，翁同和对慈禧的修园要求多模棱依违。他执掌户部后，先后为光绪帝大婚典礼和铸造新制钱的筹款而奔波。

光绪十三年，河南武陟县黄河决口，户部制定郑工事例，广开捐纳报效，继而举借外债，但财政困窘、入不敷出的境况丝毫未改。同年，翁同龢发动清流言官，阻止李鸿章与美国资本家私下商议建立华美银行事。

光绪十四年，奕還、李鸿章等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州段铁路，一些守旧官员群起反对。自70年代以来，洋务派官员屡次奏请清廷仿效西方修造铁路，图谋富国强兵，都遭到顽固派千方百计的阻挠。

翁同龢向来反对修筑铁路，以为“民情淘淘，诚以不办为宜”。在西太后与光绪帝面前“力言津通未宜开”，津通铁路计划因廷臣反对而搁浅。

翁同龢也不同意由李鸿章举办北洋海军，他曾进言慈禧“海军亦急务，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他极力反对给北洋海军多拨军费，海军专款挪作修园之用后，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起未增一船一炮。

光绪十七年，户部又奏请南北洋停购枪炮船只两年以充饷，此后北洋海军，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甲午战争时，李鸿章为购快船请户部拨银，翁同龢以“海军乃生息之款，一时未能遽提者”拒之，同时他却又促请北洋出战，并对人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憨，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翁同龢长期得到慈安、慈禧的宠信，两度充任帝师，在被黜军机五臣中也是受罚最轻的。他也“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获得光绪帝的信任。光绪帝“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

随着光绪帝年龄增长，亲政日期迫近，两宫之间时常发生磨擦。翁同龢一直试图调和两宫间的矛盾，他不断忠告光绪帝尊重慈禧意旨。

光绪十二年，翁同龢劝光绪帝恳请慈禧继续训政。但在甲午战争前后，两宫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翁同龢虽斡旋其间，两面讨好，当仍为后党势力所侧目。

光绪二十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诱使清政府出兵，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战争一触即发，清廷官员多倾向于慎言开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寄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危机。

六月，翁同龢奉命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商朝鲜事，提议既预备战事，又“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同时力主添兵入朝，与日相持，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得到慈禧、光绪赞同。

丰岛一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清廷积极部署对日军事，但李鸿章对以俄制日依然抱有极大幻想。翁同龢则“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转而把战争胜负寄托在清军奋战上。

八月，北洋陆海军先后在平壤、黄海败绩，清议纷纷指责李鸿章贻误大局，要求惩办淮军将领。翁同龢坚持对日作战，公开责备李鸿章，以为“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他”。

他组织清流倒李，李鸿章遂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翁同龢还以淮军不可用，建议由刘坤一北上督军，并与清流酝酿起用恭亲王奕诉。十月，督办军务处成立，不久翁同龢补军机大臣。

清军连连失败，又逢慈禧六十庆典在即，清廷欲以和局了结战事。慈禧遂命翁同龢赴天津与李鸿章与俄国斡旋停战。

翁同龢爱惜羽毛，担心参与和议会背上骂名,反复推辞，但旨意难为，不得已勉强起行。回京复命后，又反复申明：“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但中俄议盟因俄国表示暂守局外而告罢。接着英使欧格讷提议由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兵费，促成中日议和，翁同和又强烈反对，并表示对此事“绝不与闻”。

随着辽东半岛沦陷，奉天告危，清廷上下在遣使议和上渐趋一致。翁同龢面对战局如斯，转而接受议和罢战：“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

李鸿章赴日谈判前，曾邀请翁同龢一道赴日，为翁所拒。日本提出割地要求后，清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翁同龢幻想借助英俄来阻止割地，而奕诉、孙毓汶等倾向同意割地，双方争辩不休。

但翁同龢徒只有一张嘴，根本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挽救办法，清廷遂授李鸿章全权出国。马关谈判时，翁同龢又言台湾不可弃。

《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翁同龢既不同意毁约再战，又力陈暂缓批准条约，与主张从速换约的孙毓汶等军机大臣连日论争。他寄厚望于列强干涉改约，奔走俄德法之间，结果一无所获。

面对国内外压力，光绪帝被迫在和约上用宝。换约前后，翁同龢竭尽智虑，而苦无良策。

中日战后，翁同龢为筹借战争赔款四出奔波，为广开财源，户部施行加抽土药厘税，提扣放款减平等措施，进一步扩开捐，增厘捐，但丝毫未能挽回财政困难，反而民怨四起。

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翁同龢奉命办理清廷与李鸿章之间电稿的翻译。时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已起，翁同龢受命负责对德交涉，被迫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与列强交涉使翁同龢受到极大刺激，他感叹道：“终日在犬羊虎豹丛中，可称恶劫”。

三、戊戌变法中左右为难

甲午战败后，全国上下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创办近代报刊，组织学会，介绍西学，宣传新的救国图强之路，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维新思潮。

翁同龢也颇受影响，面对割地赔款痛史，列强瓜分现状，他大量搜罗有关西方富强的维新书籍，结识了康有为、汤寿潜、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对他们的变法主张颇为赞赏，渐渐产生了不变法无以图存的思想，对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也抱有好感。

光绪二十一年他参加了强学会，成为强学会主要赞助者之一。强学会遭封禁后，翁同龢又多方活动，在北京强学会旧址上设立了以翻译外文书刊为主的官书局，并每月从户部拨银一千两做经费。

翁同龢还把《危言》、《庸书》、《日本变政考》等许多有关变法书籍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在书房“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对光绪帝影响颇深。

他还多次在光绪帝面前保荐康有为，以为“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亲自挽留康有为留驻京师，协助变法，告诉康“上将大用君矣”。他一再敦促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磋商变法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春，翁同龢与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西花厅传康有为“问话”。问话后，翁同龢再次推荐康有为，又把康的开制度局条陈和一批维新书籍呈给光绪帝。光绪帝看后，肃然动容，随即下谕：康有为条陈须即日呈递，不得阻格。

自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以来，顽固派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攻击。与此同时，光绪帝与慈禧的矛盾亦日渐明显。光绪二十一年，翁同龢的亲信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以“离间两宫”罪名革职永不叙用。御史杨崇伊又以“植党营私”等罪名奏请查封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顽固派攻击翁同龢“蛊惑皇上”，提醒慈禧“宜早防范”，慈禧遂撤去满汉书房，断绝了翁同龢与光绪帝独对的机会。

接着，翁同龢的另一亲信，支持维新颇力的文廷式又被驱逐回籍。戊戌年春夏之交，维新派为变法救亡在社会上作进一步鼓吹，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宣扬“保国保种保教”，维新运动日益高涨。

同时，顽固派也发起了更猛烈反扑，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及宫廷权力之争也日趋激烈。保川、保滇、保浙等会相继被封。

倾向变法的官员遭到频频弹劾，翁同龢首当其冲。尤其是胶州湾被占后，顽固派舆论纷纷指责翁“大臣误国”、“朋谋纳贿”，奕诉甚至在光绪帝面前把翁视作“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面对守旧势力的轮番攻击，光绪帝多次敦促翁同龢与张荫桓等支持变法的大臣通力协作，加紧变法部署，但翁同龢害怕顽固派责难，变法信心动摇，渐而畏首畏尾，明哲保身，对光绪帝之命多次推诿，极力疏远与维新派的关系，转而攻击康有为“居心叵测”。

奕诉去世后，新政去了一大绊脚石，康有为遂促请翁同龢加紧变法，他断然拒绝，又担心受康有为牵连，要康离开北京。德国亨利亲王来觐见时，翁同龢据理力争，不赞成光绪帝在宫内见外使的主张。

在康有为替徐致靖等起草的《明定国是折》中，他又坚持加入了“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的思想。在变法走向高潮的关键时刻，翁同龢退身自保，既成了进一步实行新政的障碍，又为顽固派所敌视。

光绪遂于四月二十七日，即颁布实行新政诏书后第4天，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返回故乡常熟后，他结庐于虞山西麓白鸽峰，终日以作诗写字消遣自娱。

戊戌政变后，因曾推荐康有为，为刚毅等弹劾而追加处分：“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后言行更为谨慎，生怕招致党祸。

光绪三十年，翁同龢病逝，终年75岁，慈禧太后没有任何的表示配资之家点评，至宣统元年才开复原官，追谥“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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